Lian Yue's double edge sword

via Lian Yue

C-C.P.'s view on Mongolia's independence about 60 years ago. This double edge sword works both ways, for the pro-Tibetan activist the analogy (and incocnsistency within C+C=P) is obvious; for the Han-imperialists it would be easy to replace USSR with American/Indian imperialists, and tell about what this buffer state has gone through between then and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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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反动派才恨独立

所以，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同时，双方又交换了“关於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的问题”的文书。在文书中，中国国民党政府声明： “……由於外蒙古人民屡次所表示出的对於独立的热望，中国政府声明：在日本失败以後，若是外蒙古人民的投票公决证实此种热望时，那麼，中国政府将承认具有其现时境界的外蒙古之独立。……”

“投票公决”的结果如何呢？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举行的蒙古人民投票的结果，有百分之九十七·八的人，投票赞成独立，连国民党政府派去监票的内政部次长雷法章，也对投票手续表示满意（见塔斯社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库仑电）。 蒙古的独立，就是在民族自决的原则下，一个新国家的诞生，给世界的和平民主阵营增加了一份力量。承认蒙古独立，对每个真正爱国的中国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只得欢呼的事。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蒙古独立，他们在当时被迫成全了蒙古独立，事後又大肆造谣，侮蔑人民的蒙古，侮蔑苏联，说：“蒙古独立是中国领土的丧失”。反动派这样说原也不足为怪，可怪的是，我们人民中有的人居然也有宗主国的情绪，似乎蒙古也非得划在中国“版图”上不可以似的，这实在是中了大汉族主义的毒。

———— 1950年2月24日 人民日报 发表了一篇历史学家、中共党专家胡华的文章，题为 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蒙古独立！

2) 郭沫若论独立

这些歪曲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的。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　　

但是请问。外蒙古附属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外蒙古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外蒙古人民，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我们自己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难道一定要强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们殉葬吗？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稍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难道外蒙古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　　

认真说，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社会主义地苏联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帮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我们假如是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我们倒应该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学习地。更那里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 呢？再请问，由于外蒙古的独立，在苏联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岂不是和我们一样，仅仅得到了一个邻邦？　　

问题应该是——外蒙古脱离了我们之后，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实告诉我们，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几年国民党政府派到库仑去监视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毕回重庆，曾经在报上发过谈话。“库仑街头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无线电。”这是国民党说的话，而且是有报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后，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不是都已经充分地提高了吗？　　

人民中国和人民蒙古今后应该是亲密的兄弟，我们不能够固执着那种宗主和藩属的落后观念了。那是丝毫也不足引为光荣的！　　

今年四月，我们中国代表团到欧洲去，在捷克的布拉格参加拥护世界和平大会的时候，外蒙古代表团的团长齐登巴而先生，曾经为我们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向我们致敬。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称霸的时候，蒙古人民是寝息不安的，今天民主中国做了东方的盟主，我们蒙古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请看看蒙古朋友们的这种坦白的风度吧。难道我们不应该有同样坦白的气概吗？

———以上文字摘自郭沫若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